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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2020年 第3期)
发布:2020-07-17 来源:  编审:王贝贝  浏览量:14 

 

 

 

(第3期)

陕西省法学会  主办                    2020年7月10日

 

 

【高层声音】

法学专家谈香港国安法

【法学研究】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民法典是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根基

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策建议

【机关动态】

省法学会党组召开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

【基层动态】

西安市法学会组织召开法学法律界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座谈会

省法学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研究会成立

省法学会法律风险预防与化解研究会临时党支部迎七·一纪念活动

碑林法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扎实服务“六稳”“六保”为“一会一院”金融调解中心授牌在线调解工作室

红色基因永传承 接力续写新篇章

 

 

 

 

 

 

 

 

 

 

 

 

 

 

 

 

法学专家谈香港国安法

 

中国法学会7月3日召开学习贯彻香港国安法专家座谈会。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香港国安法,认为这部法律完全符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考虑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具体情况,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是“一国两制”实践中一项重大举措,是香港化危为机、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点,掀开了香港历史新篇章。香港国安法以雷霆万钧之势对香港内外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形成强大震慑,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国人民的拥护支持,是一部治港的“良法”,必将带来香港的“善治”。法学法律工作者要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贯彻这部法律,积极推动法律有效实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这部法律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和一个初心,“一国两制”的初心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部法律在这个“一国”和“两制”关系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始终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只有“一国”才有“两制”,“两制”是在“一国”这个主权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和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齐延平:从近几年香港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些乱港分子勾结外国势力,在香港践踏法治,破坏公共秩序。在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当中,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的保护是谈不到的。香港国安法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法,同时也是保障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法。一方面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也是给香港居民吃一个定心丸,是他们享有和行使权利和自由的定心丸,它的立法精神,是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它的目的就是打击极少数的这个乱港分子,保障广大的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宪: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所以这次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除了规定这些犯罪以外,同时也规定了执法和司法的机构。这些机构被赋予了充分执行(香港)国安法的一些权力和措施。同时又规定了合法的、迅速有效的诉讼程序,通过这些配套的规定,使得对这四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惩处,能够得到准确的、迅速的实施。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总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是一条“很特别的规定”,因为对于那些取得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组织体(如法人、其他组织、行政主体)而言,一般都是允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法律活动的,但很少有在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应当由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该组织体中具有一定领导地位或者负责岗位职务的人员参加庭审活动。西北政法大学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周户教授提出以下观点。

一、依法行政必须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核心意义

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许多政府机关在进行工作报告或者总结中,每当讲到某方面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绩或获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时,始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几乎都会首先提到这是由于“领导重视”的结果。“领导重视”的提法并非从文字说法上取悦于领导的一种客套话或者是“官话”,而是一句符合客观事实的大实话。究其原因是,因为行政机关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各种不同因素的考虑或者影响,使得各项行政工作中哪些会被置于主要或优先而哪些会被放在次要或靠后,哪些会受到重视被实抓而哪些会被虚待,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某方面工作受到领导高度关注,领导会亲自出面,协调、疏通各种资源以及相关内外关系,确保工作得到顺利的推进,以达到预期目标。我们发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行政机关之间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所呈现的状况和效果不平衡、不一致,虽存在受诸多不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核心与关键因素仍是行政机关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是否真正做到了“领导重视”。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查工作规定》,规定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以及政府部门其他负责人在其分管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责情况,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实施,就行政机关负责人履行出庭应诉职责进行了具体规范,构筑起了“领导重视”惠及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落实、保障体系和机制。

二、法治思维是行政行为的关键所在

由于依法行政诸多表现是具体的行政执法以及其他程序性履职的业务活动,而行政机关负责人始终处于领导、指挥和决策层面,结果如何是领导最为关注的,其容易导致行政执法人员在工作中需要遵守和依据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处理问题,但掌管和行使着领导、指挥、命令以及批准和决定权的领导则更多的是依据行政方式方法考虑和提出工作要求,不闻或少闻法律制度的规定。加上法治观念、意识和能力的差异,形成了行政执法以及相关工作所出现的法治问题不能“上升”到“领导重视”和整体性法治建设推进层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进行平等交流沟通的法治平台,有力地促进了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顺利开展,提高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能,为维护行政诉讼原告的合法权益和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重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行政诉讼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其功能和作用在于三点:一是有利于使得进入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行政争议的处理;二是能够促使处于“关键少数”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增强法治观念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三是通过行政审判带来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真正“领导重视”,实现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政诉讼法》这一条文中的“应当”表明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其法定义务。如何让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行为规范,使其既符立法本意和实现制度功能效果,又契合行政体制以及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规律及其特点,实现一种相互“融合”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局面和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对该条文进行了细化。首先,适度扩大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被诉行政行为是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地方人民政府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被诉人民政府相应的工作人员。这些具体、详细的操作性规定旨在减少“告官不见官”现象,提高行政诉讼审判的效率和质量。其次,根据此次的司法解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以及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其他有关案件情形,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同时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再次,该司法解释第129条第3款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的说明义务,进一步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贯彻落实。即,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行政机关拒绝说明理由的,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最后,该解释还明确了不出庭应诉的不利后果。即,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或者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应当向监察机关、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政府服务于民的试金石,是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助推器,更是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必将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法治影响。

 

 

民法典是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根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文章指出,民法典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立法的集大成者,民法典不仅调整着基础性的民事活动和民事关系,也规范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事活动和商事关系。商事主体的权利保障、商事活动的安全便捷、商事行为的规范有序、资源要素的配置流通,在民法典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和落实。在民法典中对商事活动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集成创新,有助于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充分的基础性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为营商活动创造更为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良好环境,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提出以下观点:

一、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动能的前提。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直致力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位居第31名,连续两年在营商环境改善的经济体中名列前十。然而,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水平的全球地位相比,我国营商环境依然还有提升空间和必要。同时,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影响和国际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巨大考验与挑战。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要求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有利条件,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抓手。可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复杂政治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一方面指明营商环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法律实施,以实现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能够确认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有效发挥,以确保营商环境的市场化。

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公法和私法的有效协同。从公法层面看,主要是通过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为市场主体开展营商活动提供宽松、便利的环境。例如,规范行政审批、推行减税降费、改善政务服务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商事登记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推行包容性监管等。就私法层面而言,以公平、合理、可预期的法律规范调整平等市场主体之间因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事商事关系,使各类生产要素能够高效配置、各类交易活动能够便利进行、经济活动成果能够得到确认和保护,也是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例如,合同效力的认定与执行、产权的利用与保护、担保的形式与效力等,都会对营商环境产生影响。而私法所调整的内容,恰恰是各类市场主体以市场化方式所开展的营商活动,构成了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与根本。民法典的颁布,不仅将已有民事商事基础法律制度予以法典化,而且根据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进行了创新和优化,能够从私法层面丰富和完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供给。

二、民法典兼容了鲜明的商法品格。尽管民法典以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基础民事法律制度为主体,但在编纂过程中遵循着“民商合一”的法律传统,兼收并蓄了大量的商法思维和商事法律制度。例如,民法典在总则编中将法人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即吸收了商法中以营利性作为界定商事主体的基本特征,明确了营利法人的商主体地位。合同编中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典型合同类型兼具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的属性,构成了商事活动契约安排的核心框架,针对这些典型合同的具体规定,有效指导和规范着商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典型的商事合同,更是反映了民法典对商事活动中融资和交易实践的关注与规范。此外,物权编对过去流质流押绝对禁止的放松,也显著体现了鼓励交易和契约自由的商法思维。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市场经济和商事活动法治需求的充分回应,商法理论和实务专家的深度参与,使得商法思维和商事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得到相应表达。民法典对商法品格的兼容,反映了民法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事关系的充分关注与积极调整,形成了对商事主体营商活动强有力的制度供给。

民法典强调了产权的平等保护。有恒产者有恒心,平等的产权保护能够增强境内外企业和个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是健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民法典开宗明义地宣示了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同时在物权编中规定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私权保护是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立场,除了对自然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的保护,民法典对于具有典型财产权属性的自然人与法人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投资性权利等商事活动中的重要权利类型也提供了全面保护。民法典在区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对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产权予以平等保护,有助于保障不同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使企业家群体形成积极且稳定的预期,从而为资本形成和交易繁荣提供有效制度激励。

民法典促进了要素的配置流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能够为各类市场主体高效便捷地获取生产要素提供有利条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民法典对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了要素流动渠道,有力推动了要素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民法典通过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有助于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效用的最大化。民法典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处分和续期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确保各类营商活动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流动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包括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增加了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优化了担保物权登记制度,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等,有助于发挥各类资源和财产的担保功能以获得融资支持,便利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市场获取信贷,对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着重大意义。当前,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技术要素在营商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民法典对技术合同、技术成果的权属、技术转让与技术许可、知识产权质押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形成保护技术成果、促进技术创新、鼓励技术流动的氛围,促进技术要素的充分涌流和利用。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也反映了民法典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资源要素的关注。除此之外,民法典在对各类要素价格的确定上也体现了显著的市场化取向,有助于市场决定要素价格并引导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民法典维护了交易的安全便捷。世界银行将合同执行作为营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之一,考虑的正是商事活动中的交易安全。合同的执行取决于合同的效力及其履行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而从商事交易的经济性和便捷性考虑,合同缔结方式、必备条款的选择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营商活动的活跃度和交易成本。我国民法典的合同编在充分吸收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从便利合同订立、规范合同内容、维护合同履行等角度,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合同法律制度。就合同订立方式而言,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增加了预约合同的具体规定,使得合同订立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更加符合信息时代商事交易的时代特征,并且降低了合同订立的成本。就合同效力而言,民法典确认了民事商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或恶意串通,一般不直接认定为无效,并规定了越权订立或超越营业范围订立的合同若非存在法定事由一般也应认定为有效。此外,完善的违约责任制度最大限度地对合同当事人依法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进行有效约束,从法律层面维护了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这种制度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对契约自由的充分尊重和认可,有助于保护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思表示和期待利益,为其安全便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充分法律保障。

在长期民事立法经验和制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民事商事法律规范的整合与创新,是民法典编纂和颁布的基本思路和实现路径。按照体系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协调一致的要求对民事商事基础性法律制度予以法典化,实现了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和清晰化,有利于法律制度的实施、普及和完善。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法典的颁布,不仅使得日常生活秩序得到更好规范、民事主体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时代变迁下的私法需求得到更好回应,而且,民法典为市场主体的营商活动提供了明确规则指引和法律依据,其设置的民事商事法律制度所体现的市场化取向和时代性特征也将更加便利商事活动并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得到更平等的保护、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交易得到更全面的保障。毋庸讳言,作为民事商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有效回应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任务和时代需求,必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制度根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对策建议

 

近期,陕西省法学会公共安全法学研究会成立,召开了“公共安全与国家治理”研讨会,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共同参与的方式进行,围绕区域内公共安全与国家治理和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治理两个主题进行研讨,提出以下观点。

一、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应急处理,少应急预警体系

在处理公共安全事件中预警意识淡薄,往往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才出现应对危机的方案,忽视预防、监控与评估,缺乏完整的体系和流程设计。忧患意识不强,思想准备、预案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不足。从实践看,我们应对公共安全的理念和疾病防控体系存在某些突出的矛盾。

(二)多单部门作战,少综合信息共享

应急管理各个部门缺乏沟通和协调,单兵作战,缺少综合应急信息共享,无法胜任现代安全预警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决策。应急救援设备等仅局限于各自领域,缺乏统一的信息标准和工作规范,资源整合不够,信息孤岛等现象仍然存在。

(三)缺乏公共风险意识,决策机制滞后

在疫情发生前期,还是可以判断出一些风险,这些风险信息是否为决策人掌握,做出决断的条件和标准有没有,专家意见的科学性,做出决断的原则要有主客观标准,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安全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四)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亟需改进

在抗疫初期,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隔离衣、酒精、消毒液、体温计等医疗物资全部告急。在极短的时间内,海量需求与有限的物资存量便形成了巨大的缺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数次强调了物资供应和调配问题,指出要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应,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

(五)地方依法执政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防控”。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律劝返”“锁死家门”等“硬隔离的防控措施,引发了争议。对于疫情防控措施,一定要依法审慎,不得擅自行动。

(六)社区治理需要补足短板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控力量要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二、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策

(一)建设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的社会公共安全指挥体系

完善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指挥体制,建设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建立起党委领导的公共安全指挥体系。这次疫情的处置完全体现了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党的坚强领导是治理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保障,同明确政府相关部门职责,加强卫生健康部门与其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统一领导、权责匹配、权威高效的公共安全应急治理格局。

(二)建设统一大数据平台、完善社会公共安全监测预警体系

公共安全预警关系到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生产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类型的安全事件之间,不同时间阶段的安全事件之间,其他突发事件与安全事件之间等都存在密切的关系。建设统一大数据平台,建设数据导向的公共安全预警体系是对公共安全事件诱因和演化过程信息进行监测、判断、预警、控制,能够整合、完善、共享公共安全信息资源,规范预警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传播、使用、回馈等程序,从而构建一种防御型的安全预警体系。

(三)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提高决策实效

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国家安全事件时,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应当遵循相称性原则:干预措施要行之有效;干预应该是必要的且对个体权益的损害是最小限度的,采取防控措施的公共收益应与造成的损失相称。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要适当,应实现疫情防控与生活生产活动之间的动态平衡,行政主体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而做出最优化的理性选择。

(四)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方联动多方参与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坚持党对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领导,完善公共安全应急治理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地属地责任,落实各部门职责,实施依法防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统筹安全事件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次新冠疫情更多地是依靠社会全体公民的力量来实行管理活动,应对突发事件更是如此。

(五)精准防控,合法有效治理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分区域、分等级评估公共安全风险,明确防范重点和政策发力点,实施分级分类防控,实现应急工作精准高效。发挥专家和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认真评估、及时制定修订公共安全标准体系。在做出处置是应当考虑发文的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措施手段的合法性、执法的合法性,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防控。

(六)强化保障,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

一是完善政府投入、分级负责的公共安全经费保障机制。二是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机制。三是加强公共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四是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识。五是加强舆情应对和引导能力建设。

 

 

省法学会党组召开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

 

按照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两个通报”精神切实做好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的实施方案》和省委政法委安排,7月3日上午,省法学会党组召开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杨建军主持会议,党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学会机关部门负责同志、处级干部及党员代表列席会议。

这次民主生活会是省法学会党组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两个通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做好以案促改工作的重要举措,学会党组对此进行了认真准备。会前,党组认真组织学习了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两个通报”精神切实做好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的实施方案》,召开党组会议,对民主生活会有关事宜作出研究部署;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各市法学会和所属研究会意见建议,共收集整理意见5条;党组成员之间、党组成员与所分管的部门之间,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聚焦“六个方面”和“四个查一查”,紧密结合思想、工作、作风方面,按照把班子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的原则,认真查摆问题、分析原因、研究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杨建军同志主持起草了学会党组以案促改对照检查材料,党组成员认真撰写了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材料。通过一系列精心准备,为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奠定了良好思想和工作基础。

会上,杨建军同志代表省法学会党组进行了对照检查发言,坚持问题导向、严字当头,准确把握《实施方案》要求,把存在的主要问题查摆清楚,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改进措施。

党组成员结合自身思想、工作、生活实际,逐一作了个人对照检查,深刻认识、严格查摆、开诚布公,实实在在找短板、谈问题、讲不足,既摆事实讲情况,又进行深刻党性分析。大家逐一开展相互批评,体现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负责、对同志的关心。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和谐,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目的。民主生活会开得严肃认真、气氛热烈、效果显著。

杨建军同志在总结讲话中对加强党组班子自身建设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要提高认识,增强责任。省法学会党组班子是学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省委及省委政法委决策部署,领导和推进法学研究事业重大责任。按照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不辜负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信任和希望。第二,要加强学习,增强素质。学会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班子成员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不断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工作的新要求。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性修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水平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第三,要转变作风,求真务实,进一步密切与基层法学会、研究会和广大会员的联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服务基层、服务会员,深入基层、深入会员,加强调查研究,建立健全密切联系基层和会员的长效机制;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重实际,察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敬业争先,攻坚克难,勇创一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为学会机关、基层作示范、作表率。第四,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保持党员领导干部良好形象。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条例》《准则》等要求,坚持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监督,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严格廉洁自律,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政治本色。

省委政法委以案促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二级巡视员姜苏同志、省纪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亚莉同志到会指导,并就如何做好以案促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西安市法学会组织召开法学法律界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座谈会

 

为切实在全市法学法律界掀起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高潮,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6月24日,西安市法学会组织召开法学法律界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来自西安法学法律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20余人参加了座谈。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黄必方主持会议,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孙永涛讲话。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王保民,西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潘怀平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市法学会禁毒法学研究会会长褚宸舸,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经法学院法学系主任、市法学会航空航天产业法研究会会长张敏,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长永,队伍建设处处长余明涛,市法学会秘书长、秘书处处长程晓平,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刘兵及市级政法各部门的法制部门(研究室)领导,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工作实践畅谈了认识和观点。大家一致表示,法学法律界一定要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带头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条例》,用法学法律人的理论自觉和实际行动,走在学习贯彻《条例》的前列,坚持依法治国战略,积极投身法治建设,成为《条例》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孙永涛副书记在讲话中号召全市法学界法律界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政法系统和政法单位的一件大事,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抓好《条例》的贯彻实施,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法学法律工作者要主动加强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加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问题的研究,力争催生一批对法治西安和更高水平平安西安建设加油鼓劲的研究成果,在推进法治西安和更高水平平安西安建设的进程中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积极贡献法学法律界的智慧和力量。

 

 

 

省法学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发展法治研究会成立

 

7月4日,陕西省法学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陕西省首届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保障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省法学会副会长黄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杨建军宣读了关于陕西省法学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研究会成立的批复,西北政法大学副书记郭武军致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黄超和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郭武军共同为研究会揭牌。来自各高校、司法实务部门和企业界的代表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成立仪式由西北政法大学强力教授主持。

黄超表示,省委政法委紧扣“六保”“六稳”,在组织政法机关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支持和鼓励省法学会积极做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服务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特殊时期,省法学会批复成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研究会”不仅是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实务之举,更是以法治方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长远之谋。黄超要求研究会一定要把好法学研究的“方向盘”,做好普法宣传的“扩音器”,当好法治环境的“监督员”,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更加优质便捷的一流法治环境。

成立大会之后,研究会举行了陕西省首届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保障论坛——“疫情背景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法治保障论坛”。论坛由西北大学段秋关教授主持。

 

 

省法学会法律风险预防与化解研究会

临时党支部迎七·一纪念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陕西省法学会法律风险预防与化解研究会临时党支部组织开展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党员、积极分子等人在支部书记赵小东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缅怀先烈,追忆光荣。

支部成员集体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及周恩来等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与白求恩等国际友人的住室,回顾了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岁月。通过讲解、重温入党誓词,使每位党员同志的思想都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立足岗位尽职尽责,不忘作为律师的初心和使命,砥砺奋进,忠诚担当,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碑林法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扎实服务“六稳”“六保”为“一会一院”

金融调解中心授牌在线调解工作室

在当前经济形势背景下,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民生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的责任和使命。省法学会团体会员单位碑林法院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开展与金融仲裁院和民间金融协会合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经济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的作用。近期,碑林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琳明一行十余人来到西安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院和西安民间金融协会金融调解中心指导诉前调解工作,授牌成立在线调解工作室。西安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院理事长常西岭、院长曹姗姗、西安民间金融协会会长王西省等人参与座谈。

会上,常西岭理事长代表“一会一院一中心”对碑林法院一行前来指导和授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碑林法院关于“枫桥经验”的实践给金融调解中心的工作开展带来了突破,是中心调解工作新的起点。在碑林法院的指导下,中心已受理碑林法院委派调解的金融纠纷两千余件,并初步取得了良好效果,引起了金融业广泛关注。此次碑林法院授牌中心在线调解工作室,是对“一会一院一中心”的信任,也是对中心初期开展调解工作成果的认可。中心将不负重托,总结前期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进一步深化推动工作开展。

王西省会长表示,金融风险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特别是疫后金融纠纷案件的增多。在国家建立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大背景下和碑林法院的指引和支持下,西安民间金融协会将更好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和专业服务特色,整合多方资源,组成高质量混合型的调解员队伍,为“六稳”、“六保”做出努力,为金融业规范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张琳明院长对“一会一院一中心”全力支持法院调解工作表示感谢。他强调,在调解的时候调解员是代表法官行使准司法权,因此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指出,“一会一院一中心”是行业专业服务平台,有深厚专业基础和开拓精神,碑林法院授权“一会一院”金融调解中心在线调解工作室,对实践与发展“枫桥经验”城市基层法院模式,全面拓展特邀调解范围,扩充特邀调解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携手共同探索仲裁与司法、行业与司法对接,实现裁调、仲调、行调对接的融合创新,为不断创新发展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促进化解金融风险、减少金融纠纷发挥积极作用。

碑林法院在金融仲裁院和民间金融协会设立人民法院授权的在线调解工作室,并将中心的调解员作为人民法院聘请的特邀调解员纳入法院的调解队伍,定期开展培训,使调解工作实现了线上分案、线上调解、线上指导和线上司法确认,对于受疫情影响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切实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2017年以来,西安碑林法院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城市基层法院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全市法院率先建立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机制,组建了一支由律师、专家学者、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特邀调解员队伍,依法开展诉前调解。现有11家特邀调解组织、118名特邀调解员,并形成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碑林法院引入多方力量参与诉源治理工作,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全面提升了诉源治理的社会化水平。

 

 

红色基因永传承 接力续写新篇章

——富平县政法系统举办“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初心”主题演讲赛

 

6月30日,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富平县政法委、富平县法学会主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富平监狱协办,举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初心”主题演讲赛,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杨建军,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王蓓,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惠中正出席并讲话。市法学会副会长、专职秘书长吴超群及政法系统相关领导参加活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致辞。

来自富平县政法系统的18名参赛选手,讲述了自己一家三代的家风传承故事、身边战友与歹徒搏斗的故事、为民解忧的心路历程等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公安局的陈来喆荣获“一等奖”,富平县司法局、富平监狱荣获“优秀组织奖”,并评选出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9名。

据了解,这次“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初心”主题演讲赛,旨在让政法干部传承好、学习好、践行好红色法治文化,深入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姿态干事创业。演讲活动的开展,有力激发了全县政法干部的工作热情,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推进“三个富平”建设,接力续写富平政法工作新篇章积蓄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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